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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毅平
  年輕時,有一陣子,我著迷於學日語,嚮往著學會日語後的種種好處:看日劇,聽演歌,讀推理小說,去各處旅行……
  看到我那著迷的樣子,父親像是想起了什麼,有一次忽然對我說:“我從前也學過日語的。”臉上露出遙遠的表情。
  父親竟然也學過日語?這讓我有點匪夷所思。因為在我的印象中,父親是一個與外語無緣的人。爺爺走得早,父親只讀到初中,便不得不輟學謀生,到工廠里去做工,後來入黨提乾,直到退休,並無機會繼續上學,更不用說外語學校了,他怎麼可能也學過日語?
  “不過一點都沒有學會。”父親大概怕我考他,趕緊聲明道。
  “你什麼時候學的日語?我怎麼從來就不知道?”
  “那是在初中里。日本鬼子來了,發了日語課本,強制我們學的。”
  “那你怎麼一點都沒有學會?”我納悶不解。父親從小讀書成績好,同村的同學成績不好,於是受到了家長的責罵,罵起來總是“看人家全大如何如何”,嫉妒的同學把他推進河裡,差點淹死……
  “因為我們不願意學啊!在學校里,日本鬼子常要來檢查。只要一聽到鬼子來了,先生就叫我們把日語課本放在課桌上,啊咦唔唉噢亂念一通;等鬼子一走,我們就把日語課本收起來,重新學習自己的中國課本。師生們就是這樣來應付日本鬼子的。”
  “難怪一點都沒有學會!”我恍然大悟。與此同時,卻想起了父親的一筆好字,以及文從字順的日常文字,甚至還會寫“老乾體”的舊詩。
  ……
  我知道在當時東亞的有些地方,日本人推行日語教育是成功的,甚至還“培養”出了能用日語寫作的作家;但是在中國內地廣大的淪陷區,卻似乎並無多少人學會了日語——我在中國內地從未像在有些地方那樣,遇到過哪怕稍懂一點日語的父輩們。這其中,那些無名的鄉村教師們,也就是我父親的先生們,他們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呢?他們每天都在上著比《最後一課》更偉大的課,他們在課堂上為堅守中華文明而進行著另類抗戰。(瓊瑤在《我的故事》里寫到,她祖父和父母就是這樣的教師,所以成了日本兵的眼中釘,不得不逃難進深山溝里。)
  而且,這樣的場景在中國曆史上發生了不止一次吧?中華文明就是這樣歷經劫波不絕如縷地存續下來的嗎?
  ……
  於是,我一邊繼續努力地學著日語,並勸後生們也好好學習日語,一邊在心底裡深深地欽敬著在那個特定的年代里堅持教中國書的先生們,以及不肯學會日語的父輩們。  (原標題:父親學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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