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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基本利益扞格 潛在衝突難敉平（蔡東杰） 作為當前全球最受矚目，甚至被合稱「G2」的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自1970年代末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來，其雙邊互動內涵 已發生過多次變化：在結束冷戰時期共同對抗蘇聯集團的同盟夥伴關係後，首先是柯林頓政府的引入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至於小布希政府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則似乎 在戰略競爭對手與利益攸關者之間搖擺不定。      前述關係內涵的不斷變化既直接指出兩國關係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反映出其相對實力與戰略利益的演進；不過，其實更常存在的是某種矛盾並存的現象，例如兩國關 係雖一度在1999年因為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而陷入冰點與谷底，但在不到半年後，中美便舉行了高峰會談，並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美國給予其永久 最惠國待遇達成共識。可以這麼說，由於既寄希望於中國市場來挹注美國經濟，又恐懼中國崛起最終將 個人信貸挑戰美國的霸權優勢，此種內在心理矛盾帶 來的政策搖擺現象，不僅成為柯林頓與小布希時期美國兩大政黨對華政策的共同特徵，儘管歐巴馬新政府剛剛才起步不久，類似情況亦顯而易見。例如歐巴馬在 2007年民主黨初選首次辯論中曾指出：「中國很明顯地正在崛起，…但他們既不是我們的敵人，也不是我們的朋友，…而是美國的競爭者。」在同年刊載於《外 交事務季刊》的文章中，他又提到：「我們與中國在某些領域中是競爭的，在另一些領域中是合作的，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挑戰是在合作中增強我們的競爭能 力。」     無論如何，由於次級房貸風暴所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迫使美國暫時必須將合作的優先性置於競爭之上。例如國務卿希拉蕊在上任後第一次記者會上便表示，美國願 意在既有基礎上與中國進行全面對話，其後隨即訪問中國；歐 賣房子巴馬也在2009年4月與胡錦濤在倫敦首度會晤，不僅馬上達成建立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共識，前 者也決定在同年底訪華，成為連續第5位在任內造訪中國的總統。至於在歐巴馬首度訪問中國後，雙方究竟將聚焦於哪些議題，又可能在哪些方面針鋒相對，我們不 妨從中國的角度切入來試著加以觀察。短期焦點：經貿利益至上      對於中美關係發展，在小布希政府後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曾對此在2006與2007年兩度發表積極意見；歸結來說，其重點主要包括如何透過戰略互信與 交流對話，構築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其次是主張擴大經貿合作基礎，當然，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必然會提及的，最後則希望兩國深化在部分重大國際議題上 的溝通合作。事實上，經貿問題始終是短期之間兩國互動的實質重點，因為它既是攸關中國能否順利崛起的基本問題，也是美 租房子國可否奠定單一霸權地位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美經貿互動主要突顯出來的是衝突面向，但在內涵上仍可看出有些許變化之處。        例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問題雖是導致爭議的長期焦點；不過，相對中國原先主要從歷史面（美國曾連續20年以上對中國保持貿易順差，逆差是近幾年才 出現的現象）、規範面（強調雙方對於逆差有不同計算方式，且中國已對出口有所管制）與發展面（突顯雙方貿易互動的緊密程度，以及經濟合作的長期遠景）來回 應美方的質疑，自2005年以來，中國則轉而不斷地提醒美國不應該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由此亦顯見在2003年「金磚四國報告」餘波盪漾，與美國逐漸陷 入伊拉克戰爭泥沼之後，中美雙邊關係也出現了某種結構性的變化跡象。     進一步來說，隨著經貿議題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從 酒店經紀鞏固單邊霸權，轉向抑制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安全威脅，其政治意涵不僅愈發突出，「人民幣匯率自由化」也順勢取代 「貿易逆差」，成為近幾次中美經濟相關對話的重點所在。基於貨幣匯率管制對中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性，以及其所面對依舊問題嚴峻的發展挑戰，中國 既不可能對此做出明確讓步，至於對策則是軟硬兼施，亦即一方面從輿論與制度面向正面回擊（質疑美國施壓的正當性，並強調中國已努力落實匯率自由制度化）， 其次則說服美國提升雙邊戰略對話層次，然後設法在此平台上將問題複雜化，藉此爭取轉圜的時間與空間。中期挑戰：軍事互信交流    其次，正如前述，隨著中美競爭核心愈來愈集中於政治性戰略面向，以及其中所暗示的「霸權更迭」潛在可能性，軍事交流對穩定中美互動現狀的重要性也就不言可 喻。從某個角度而言，相對於中國過去面對國際時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其巨?租房子j之領土面積與人口總數等傳統權力要素，隨著經濟和科技實力的大幅度提升，其影響 全球的方式和手段既在199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逐步從內向性（韜光養晦）朝外向性（有所作為）轉變，於此同時，中國在國際戰略、外交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 等諸多戰略問題上也慢慢擁有較清晰且獨立的認知；由此，中國一方面不斷藉著與各主要國家建構戰略對話管道，來達到即時溝通協調之目的，亦希望因此一步步地 累積「軟實力」基礎。     尤其是中美關係在冷戰結束後不僅越來越全面性，亦愈來愈多元化；針對全球反恐、貿易互動及雙邊事務等，兩國雖不斷建立新的對話平台，但問題的高度複雜性與 緊迫性，也讓它們思索建構一個更高層級對話機制的必要，亦即必須存在一個框架，使中美兩國得以從全面性角度來面對兩國關係及其對全球政經變遷的影響。值得 注意的是，即便中美軍事交流具有一定程度的「互利」性質（兩國 系統傢俱都期盼藉此暫時維持現狀，儘管對現狀的界定或許各自不同），畢竟在面對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美 國是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一方，這也讓前述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內涵無可避免地再度浮現出來；例如兩國雖在2008年簽署了「關於中美國防部建立直通保密電話 通信線路協定」（通稱熱線協定）和「就尋找韓戰前後失蹤美軍開展軍事檔案合作備忘錄」等文件，似乎展現出高度且正面的合作誠意，但美國仍繼續在2008與 2009年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以及2009年公布的「國家情報戰略報告」中，繼續強調「中國威脅」的潛在與現實性，從而突顯出雙方其實難以弭合的內在 衝突。長期考驗：台灣問題前景     最後，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方面不僅因為中美關係錯綜複雜而感到乍暖還寒，忽冷時熱，如果要找一個「溫度計」來檢測中國與美國互動現狀，台灣問題也絕 對是最佳選項。正如眾所週知，美國所以在與中國建交後長期以來仍維持著 婚禮顧問與台灣之間的准官方關係，完全是由於其全球戰略佈局考量，以及對中國未來持續之不安 全感所致；一旦美國決定調整其戰略目標設想（往消極面發展）或改善與中國之間的實質關係，結果都將直接挑戰台灣問題的未來發展。尤其在美國小布希政府與台 灣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兩者幾乎重疊），美中台三邊關係顯然經歷了一段戲劇性的重大變化。首先在小布希的第一個任期中，由於美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者」， 加上利用全球反恐大肆擴張霸權的結果，不僅美台關係一度達到斷交以來的最高峰，中國全力回擊並圍堵「台獨」可能性的同時，也讓兩岸關係因胡錦濤在2004 年提出的「爭取談、準備打、不怕拖」口訣，與2005年公佈的「反分裂國家法」，再度瀕臨類似1996年飛彈試射的危機邊緣。     無論如何，在中國崛起態勢（至少在經濟面向上）基本維持不變、美國政府亟欲終結幾乎無法解決的伊拉克問題、台灣因為民主化選舉引發內部高度對立所隱藏的?小型辦公室?確定性，再加上藉機生事的北韓問題遲遲無法被有效控制，三邊互動情勢終於在2007年出現急轉直下的變數，至於前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在同年一場研討會中直 言「美中共管台海已是事實」的說法，則不啻為此過程下了註腳。換言之，美國在台灣問題中似乎已從「介入者」朝「誠實中間人」角色轉進，這也是台灣必須嚴肅 面對的事實。另一個可作為佐證的發展，或許是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在2009年6月訪問美國時，所強調「台灣問題本質上是中國內政，應由海峽兩岸通過協商共 同解決」的主張；儘管此一說法似乎不過是老調重彈罷了，但相對於中國一度希望透過「國際化」（亦即在各種國際場合中強調反獨立場，或拉攏主要國家發言支 持）途徑來解決台灣問題，此舉可說反映了中國企圖再度將問題拉回「內政化」本位的態度。依舊前途未卜的中美雙邊互動     儘管作為溫度計的台灣問題，似乎暗示著美國相對力量與地位的消退，但中美之間既絕非不存在矛盾關係，只要美國?九份民宿晹b霸權位置上一天，它也絕不會在既得利益上 輕易退讓。就當下而言，美國首先希望中國在若干關鍵議題（特別是全球景氣復甦、六方會談與伊拉克善後問題等）上支持其戰略利益；對此，由於中國的參與也有 助於提昇其國際地位，甚至用以交換解決部分的國內問題（例如分離主義與恐怖活動），因此未必表示反對。但在另一些問題（特別是持續開放市場、維護智慧財產 權與人民幣貶值等貿易問題，以及依舊被美國視為主要籌碼的台灣問題）上，兩國則顯然還是必須面對短期內無法達成共識的衝突面；而這正是最近幾年來中國與美 國雙方高層領袖頻繁造訪對方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透過密集「高層互訪」奠下「信心建立」的必要基礎，而非徒然寄望藉此過程解決實質問題，或許才是雙方真 正的著眼點所在。（本文刊登於青年日報國際安全論壇專欄，2009.12.8，第7版） .msgcontent .wsharing ul li { text-indent: 0; } 分享 Facebook Plurk YAHOO! 商務中心  .